信阳事件"
| 搜狐博客 > 华晨天空 > 日志 > 史海如烟 2009-09-20 |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转帖】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学 博主按: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惋惜太长.然而为了尊重作者,只好全文转载. [ 文章提要 ] "信阳事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把持的产物.集权体制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换渠道失灵,进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中央政策,也产生了好大喜功、瞒上欺下的地方偏好,最后让无数布衣百姓为中央和地方的集体失误付出惨痛的性命代价.半个世纪从前,人们或者淡忘了"信阳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祸"的惨烈,www.xmjeep.net,但是历史是不容遗忘的.从九年责任教育的"中央请客"到同一撤消农业税的"地方买单"、从自上而下的组织任免到高低联合的买官卖官,今天发生在我们眼帘底下的大小问题不断提醒我们"信阳事件"的存在,不断折射出造成"信阳事件"和"大跃进"的制度关键,不断提示我们摸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门路. 一、引言 2009 年是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五十周年,正是这次事件揭开了惨烈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序幕.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为造成的灾难,制度造成的灾难.正是制度缺失培养了歇斯底里的"大跃进",进而造玉成国大饥馑,河南信阳就是政策劫难的最早受害地区.从"信阳事件"的惨烈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宪法制度对于维护人民的生命、平安和基本生存是如许重要. "信阳事件"是多方面制度因素造成的,本文只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侧面剖析事件的成因."信阳事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控制的产物.集权体制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渠道失灵,进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中央政策,也产生了好大喜功、瞒上欺下的地方偏好,最后让无数平民百姓为中央和地方的集体失误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虽然"信阳事件"距今已半个世纪,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和启发不减当年,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变更."信阳事件"警示我们,要从根本上防止悲剧重演,必须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二、历史的警示 往事不堪回想.河南信阳,一个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地方,全国小著名气的重要粮棉产区,盛产各类家禽、茶叶、木材、毛竹、油桐和药材. 1959 年,仿佛没有什么征兆表明那个漂亮富裕的地方会发生从天而降的灾害.事实上, 1958 年,当地夏粮大丰产,秋粮只是因为大量乡村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而减收.但是就在一年之后,那个地方暴发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高达 100 万人死于饥饿.据作家白桦说,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 639 个村子的人口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当然,"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时期的一个缩影.依据守旧的官方估量,全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难"时期的非畸形死亡人数高达两三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不谁乐意回想这段令人肉痛的旧事,然而中国从来重视"以史为鉴".有些往事不仅要回忆,而且还要反思,咱们今天固然已经阔别"大跃进"年代,甚至忘记了以"信阳事件"为代表的惨痛阅历,但是造成"信阳事件"的一些深层因素实在并没有远离我们.从当今产生的很多事件中,都能发明"信阳事件"的影子,因而探讨"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中国的今天和将来负责. 正常认为,全国持续半年之久的特大饥荒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究竟是哪些"人为因素"呢?人们通常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归罪于当时肆虐的"浮夸风"、"共产风",但是"信阳事件"并不仅是意识状态和政策错误的产物.和"文革"一样,"大跃进"的发生、发展及其所造成的后果都有着深入的制度来源.单单一个"信阳事件"就集中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力与义务的错位. 令人难以设想的是,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因为粮仓缺粮.据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想资料,当地所属大小粮库居然都是"满满的".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央在全国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增加征购任务,从而紧缩了农民自留的口粮,才造成了全国性"饥荒".中央之所以决策失误,完全是各级政府在"大跃进"的氛围下浮夸虚报造成的,而浮夸虚报现象又是中央集权造就的压力型体制的自然产物.在中央集权制下的政绩型体制中,地方官员的任免和升迁都掌握在上级手中.为了取得上级的好感,他们往往不分长短、不择手腕地逢迎上级意旨.中央倡导"大跃进",各地就纷纭造假,为中央好大喜功添枝加叶、火上浇油.和全国各地一样,信阳地区当时大刮浮夸风,公社大队干部竞相虚报产量.亩产明明只有二三百斤,但上报千斤甚至数千斤. 1959 年天旱歉收,实产粮食 20 多亿斤,只有 1958 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就成了 72 亿斤,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信阳地区的 9 个常委中,竟有 8 个都赞成把全区粮食总产量从 20 多亿斤夸张成 70 多亿斤,粮食征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各地汇总的中央统计数据必然扭曲失真,严重夸大了全国粮食产量和生产局势.虽然 1959 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央却全然不知,以至 1959 年粮食减产 11% ,征购数却增加了近 15% .在1959 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 1958 年的产量尺度决定当年征购 1150 亿斤,后来又在方案征购数的基础上追加 200 亿斤,而这 1350 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如果征购碰到农民抵制,那么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又体现出其另一面.中央在虚伪信息误导下确定了高指标,地方不仅不会也不敢抵制,而且高指标逐级加码、层层加压.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县委压公社,公社压大队.到了基层一级,就只有向农民开刀,逼着农民做这做那,俨然凶神恶煞的暴君.河南是全国各地"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农民受害也最严重.政府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以至 1958 年秋季播种时全省竟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1959 年减产,全省实产 975 万吨,但省委的估产高出实产数一倍多,征购了 375 万吨,占实产数的 37%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结果全县人均留粮(含口粮、种子粮、畜生饲料粮)比1958 年减少了近 1/3 .粮食减产和征购指标加在一起,后果是抽空了农民的口粮,直接导致饥荒.农民不乐意交征购粮,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就执行中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层层相逼,用专政的伎俩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口粮.根据"反瞒产私分"唆使,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导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瞒哄"、"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拘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扣押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之后,征购任务美满实现.譬如息县产粮 5000 万公斤,征购了 2756 万公斤,占产量的 55%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 16 亿斤,占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均匀只剩 100 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的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不到 1959 年底,大量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路宪文怕实在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应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闭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在整个过程中,社会乃至政府内部并非完全没有出现抗争,但是抗争气力过于弱小、零碎、非制度化,根本不足以阻止灾难的过程.事实上,制度的力量完全抹杀了人民和部分干部的抗争.在"反瞒产"的绝境中,干部写信到省委,结果被转回地委严正处理,有的甚至被逮捕法办.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也受到留党观察处罚.当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省委支撑下,不让干部大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但凡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函件竟达 12000 多封.即便如此严厉限制,还是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寄信.有一个党支部的 23 个党员饿死了 20 个,剩下的 3 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恳求省委救他们村的村民,但是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当然无法懂得下面的真实情况. 即便在大灾难发生后,中央还是无法深入了解地方实情.到1959 年夏收前,中央才发现信阳问题,于是派工作组前来调查情况、追究责任,并发了一些接济粮,缓解了大规模饥荒. 1960 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工作职员到信阳调查.一行人于 1961 年初达到河南,但是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惧怕他们看到真实情况,就把他们部署到了许昌专区的鄢灵县,结果没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而只是看到了鄢灵县"农民大量受饿、生病、死亡的悲凉后果".当时信阳"统一口径",饿死的人不能说是饿死的,必须统统说成是瘟疫沾染而死.中央得悉"信阳事件"后派中纪委下来调查,但是省委书记不是正视错误、承当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想法掩盖.只是在中纪委将问题讲演中央后,毛泽东才批示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就在河南省委接到风声的第二天,省委书记就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发布当时反映真实情况的原县委书记为"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了继承"捂盖子",省委将信阳地区八名县市委第一书记开革党籍、逮捕法办,并撤换了其余的县市委书记,甚至调遣军队武装押解,将农村 20 多万基层干部集中"特别练习".一时光,信阳地区闹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当然,闹剧最终被平息了,但是迟到的调查结果并不能挽回遭受涂炭的百万生灵. 在"信阳事件"的集体悲剧中,当地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命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同情和谴责.虽然,信阳地区连同河南省委的部分领导人严重滥用了公权力,对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辞的义务.然而,热血传奇sf,就和"大跃进"自身是个人错误和制度缺点彼此作用的集体产物一样,信阳地区干部个人的错误乃至罪恶并不能掩饰制度在整个事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事实上,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眼前,权责的归属并不那么明白.个人毛病的性质再恶劣,好像也变得情有可原,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无辜".过错的源头在于中央制订了过高的粮食征购规划,但那显然并不是因为中央领导有任何歹意甚至显明的忽视,而完全是受各地虚夸虚报的数据误导的结果.至于各级地方干部为什么如此好大喜功,谜底也很简单mm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体制下,个人运气完全掌控在上级领导手中.既然他们对上而错误下负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上级领导"满足",终极让国家最高领导人"满意",好像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们并不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他们只不过是随着起哄、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并为最高决策者证实"大跃进"的"巨大"或"准确"供给详细"证据"而已.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可以说是劣迹昭彰,但是笔者并不相信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世魔王.用传统的政治套话来说,这个同道只不过不留神工作方式、急功近利或虚荣心过强而已,但他很可能也只是要把上级交代的工作做好.至于他以及省委书记后来掩人耳目、阻拦调查,也只是在一个地方"一把手"一手遮天、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司空见惯的自然反映.对照今天许多煤老板失事后的第一反响,不丢脸涌现在看来荒谬离奇、难以相信的故事不外是当时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普通人道的自然发挥而已.这么说来,似乎很难锁定个别领导甚至领导集团为"信阳事件"负责.归根结底,"信阳事件"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嫁人就嫁灰太狼,是中央和地方官员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不经意间"合谋"的结果. 拥有讥讽象征的是,"大跃进"正利益于 1949 年后第一个放权阶段的顶峰.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虽然中央将一些详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整体思维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至少,中央决定地方人事的基本制度并没有改变.况且地方毕竟在多大范畴内有多大权力,完全由中央甚至最高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地方权力作为中央权力的残余可以在一夜之间大起大落,缺乏任何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更重要的是,地方权力膨胀之后既不受中央的有效监督,更不受人民的本质性约束,因而极可能发生最恶劣的侵略人权事件."信阳事件"表明,这种放权模式很可能产生最蹩脚的结果:中央放权之后,地方失掉了虚报数据、抵制调查、两面三刀的自由裁量权;在蒙骗上级和中央之后,地方又负责层层落实中央根据虚假信息所制定的不切实际的政策,最后将全部累赘压在处于底层的老百姓头上.后者作为整个权力链条中的最末者,当然只得像缄默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直到发生人道主义悲剧.当然,他们可以通过信访等渠道向上级反映情况,但是"信阳事件"表明这种渠道是不可靠的.如果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不直接接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那么无论如何庞杂乃至完美的政府内部制约都不足以掩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在自上而下的制度惯性下,中国当时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力气可能阻拦悲剧的发生.要从根本上预防悲剧重演,只有补充制度上的缺陷.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统一条河流",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们不妨做一次设想的思维试验,假设不同的制度背景并猜测它们可能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如果中央没有权力和义务规定全国性的食粮征购义务,地方粮食生产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或农夫本人决定,"信阳事件"当然首先就没了原因.更普遍地说,如果中央没有权力或才能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狂潮,或中央引导人的决议必需通过民主程序接受各级干部和人民的测验,或舆论自由受到有效保障,地方干部和人民可以畅所欲言、充分表白自己的不批准见,诸如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对看法受到充分尊敬,那么即便"大跃进"得以发展也不至于产生如此惨烈的后果;假如地方官员的任免并非完全由上级说了算,那么地方政府就没有如此强烈的念头集体造假,并可以冀望某些理智的地方官员在当地禁止至少变通不合理的中央政策;假如消息可以及时报道信阳等地的人性主义危机,那么中央也就不用等到危机酿成惨剧后才安排迟到的考察,地方官员也不可能持续胡作非为、抵御中央.哪怕政府给农夫一点点人身自由,被动地容许他们外出逃荒要饭、流落乞讨,而非逼迫他们画地为牢、坐以待毙,也不会发生那么多村庄全体人口"逝世绝"的惨剧.最基本的是,如果地方官员真恰是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而非上级任命的,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不会像信阳地委那样,即便是路宪文当政也不可能是他在"信阳事件"中表示的那个样子hh我们还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假设,而以上任何一个"假如"成为现实,都足以避免"信阳事件"发生. 今天,"信阳事件"和"大跃进"的惨痛记忆已经离我们很远.我们当然不盼望悲剧重演,甚至不信任悲剧还可能重演.然而,酿成"信阳事件"的制度本源并没有消散.事实上,中国今天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当时是何其类似. 1982 年宪法划定了自下而上的人大制度,地方官员由当人大选举产生,但家喻户晓的是,宪法规定和政治事实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地方官员重要仍是由上级任免、对上级负责,这从近几年风行的"一票否决制"就可见一斑.虽然 1994 年开端履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形成独立的两套体系,但是主要税种的破法权和说明权仍旧控制在中央那里.最重要的是,在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的宪法框架下,中央的立法权仍然不接收任何限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仍旧处于一种实践上中央决议一切、实际上地方刚愎自用的无序状况,缺乏任何基础法的标准,因而也必然缺少肯定性、稳固性和可预感性.在改造开放进程中,这种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产生了一系列成果mm虽然远不如"大跃进"和"信阳事件"那么严峻,但是依然值得我们器重:一窝蜂的乡镇企业导致了乡镇和村落的大范围举债;九年制任务教导的全面开展体现了"中央宴客、地方埋单";地方官煤勾搭重大减弱了煤矿保险出产规定的贯彻落实hh这所有都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理顺的成果,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大跃进"的影子.诚然,在21 世纪中国的大环境下,"信阳事件"的原版确切不太可能重演,但是为什么早已发生过如此惨重的悲剧而至今还没有充足、深刻地反思和探讨我们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呢? 三、制度的意义 虽然往往在单一制国家受到疏忽,中央和地方关系始终是宪政的重要课题.尤其对于大国来说,中央和地方关系在国家宪政体系中施展着枢纽性的作用.假如可以用人体来比方政体,那么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一个国家的位置和作用就相称于人的"脊柱".这条"脊柱"上通大脑中枢,下达各部门肢体脉络.中央和地方关系确实将中央、地方和国民接洽起来,关涉国家宪政中简直所有的重要问题,也在很大水平上决定着中央政府、地方官员和一般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乃至全部国家的运行效力和资源流向.如果地方官员的任免实际上都由上级决定,那么官员就不可能真正关怀地方公共利益,而是成天想着"跑官"、"买官"、"卖官";如果地方官员不是由当地老庶民选举产生的,所作所为不需要对他们负责,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在中央监视因为种种现实制约也不可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根本权力必然得不到牢靠保障;如果中央对于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如果中央立法权登峰造极而不受任何宪法制约,那么即便民选产生的地方政府也失去了充分的自治空间,不得不随时听命于中央,否则会因躁热而逝世去.因之苦楚,中央也完整可以通过正当方法将优势资源集中到首都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而不是考虑全国各地的均衡发展.如果中央可以命令地方履行中央的政策和法律而不补助执法成本,那么就轻易形成"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景象,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公益事业无认为继,而许多看似良好的中央政令也无奈得到落实;如果中央完全把握了财政立法权,那么就更可以随便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源,使财产和能源向发达地区凑集,将贫苦和传染留在资源产地,甚至各地贫富差距不断扩展.在平凡时代,分歧理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将导致资源挥霍、公益废弛.在极其情况下,它甚至会产生"大跃进"的浩劫.因而,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配事权、财权以及决定管理模式的"治权",确实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重大福祉. 在这个意思上,一个国家不仅有一块做作地理版图,而且也有一块中心和处所关系所绘制的制度版图.制度就比如一张网,附着在生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抉择和社会资源的流向.当然,制度版图和地理版图之间并不存在逐一对应的必定关联,特定的人口地舆环境并未定定惟一公道的制度框架.事实上,制度这个"上层建造"对地理等先天因素具备极大的"副作用".跟着科技提高,天然幅员对人类运动的束缚越来越不重要,制度疆域的主要性则日益彰显.山西产煤,但是绝大多数煤及其发生的电并不是在山西耗费的;新疆富产天然气,但是绝大局部自然气都通过管道源源不绝地运往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这些地区之所以更为"发达",并不是因为它们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论矿产,北京肯定不如山西或内蒙丰盛;论土地,上海确定不如河南或四川肥饶,但是人、财、物、常识、技巧、文明却一直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集中.之所以如斯,除了历史造成的起因之外,无非是由于这些地区享有现行轨制赋予它们的优势.然而,这种地区上风是否存在合法性?究竟,即使纯洁从国家好处斟酌,中国也远不止北京或上海这一两个"亮点".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形下,任何调配计划都是有机遇本钱的.同样的能源或资金投入北京,就不可能在其余地方产生效用,因而向北京或上海倾斜的制度可能成绩多少个大城市,但是从久远来看势必影响全国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格式显然并不是制度设计的目的.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说,制度版图的正当目标既不是被动保持地理版图所先天断定的资源分布,也不是依照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任意转变资源格局,而是促成人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辅助人们超出地理版图的制约、实现自在和被迫的互惠取舍,促使资源往社会效益最优的方向流动. 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人口大批增添,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的浩劫,中国赖以生存跟发展的天然资源已相称有限,因此须要倍加爱护,而资源散布又浮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平衡,并和国度长期构成的发展布局差别很大. 中国自然版图的大抵特点是东部人口和财富密集,西部则人口稀少但是资源丰硕.中国目前 80% 的财富和生产能力集中在东部沿海约 100 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人均一亩耕地,因为工农业发展而适度应用,地下水超采,泥土河流污染,已经超过环境蒙受能力.当初耕地每年减少 500 万亩,人增地减的趋势将持续下去,预计到 21 世纪中期需要增加粮食 5000 亿斤.要维持可连续发展,惟一的措施是向西部移民、引水引资,开发大片新工业区和农业丰收区.西南地区有全国 90% 的水能资源,开发却不到 10% .大量油、气、煤、金属、矿石储藏在西部,加产业却集中在东部,从而形成了西气东送、西电东输的局势,西人也大量东流.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使发达地区人口超载,而且也扭曲了资源配置,糟蹋了人力、物力、财力,人为增长了建设成本.近年来,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部发展策略,阐明人口和资源配置问题已经引起高层看重.但是政府主导的发展策略毕竟是打算经济的遗产,对于中西部的有效开发只能发挥相当有限的作用.要让宽大的欠发达地区源源不绝地吸引资金和人才,只有依附足以驾驭人的动机、激发人的潜能、节制人的愿望的制度. 既然如此,中国的制度版图又是如何的呢?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中国经历了 2000 多年的中央集权,坚固的集权传统延绵不断,除了内乱和决裂之外贯串了整个中国历史. 1949 年之后,中央集权通过政党组织掌握和土地及生产材料公有制而大大强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增进全国的均衡发展,反而造成并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均衡,尤其是长期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为割裂了底本持续的自然版图.虽然中央和地方关系也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动,但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都带有太多的人治颜色,严重欠缺法治及其感性基本.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制度上的高度集权必然导致个人集权,从而使中央和地方关系沦落为一种政治的而非法律的关系,甚至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然放权个别被以为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法治化的情况下,从集权到放权的政策调剂往往很容易出问题.事实上,"大跃进"和"信阳事件"都是在放权过程中呈现的严重灾害.改革开放当前,中央放权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只是性质没有那么严峻罢了.可以说,时至本日,中国仍然生活在长期形成的集权传统之中,仍然没有学会如何通过法律去处置中央和地方关系.只管如此,人类历史并不是一辆失控的列车,没有目的、任由惯性地前进下去,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没有必要简略复制过去的历史.毕竟,制度是人凭借理性而发明和维持的;更何况随着中国社会的敏捷发展,现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挑衅.这些都请求我们深入反思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设计新的制度化解层出不穷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因为法治化严重不足,中国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面临着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信阳事件"的规模,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央集权虽然可能导致中央跋扈、产生不合适地方的"一刀切"政策甚至迫使地方政府破产,但是更多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弊病更体现为一种欠缺和无能.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本身的实际能力有限的时候, 你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吧,继续保持中央集权只能妨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建设,导致中央和地方权限含混、地方保护主义风行乃至地方腐朽成为无法根治的毒瘤.最根本的是,中央集权将继续维持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人治传统,而在法治化缺位的环境下,不拘一格的实际和理论问题就成了难解的死结. 首先,界定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原则不明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比方地方立法权得到有限承认、地方税收与中央税收成得必定程度的分别、土地资源实施双重治理、地方人大的职能有所健全与村民自治的实行等,但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从宪政的高度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和地方权力抵触的道路,没有能从根本上确立界定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准则.因此,中央地方关系老是逃脱不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轮回. 其次,主权概念的传统懂得过于陈腐.在理论上,传统的宪法学思考一直囿于对单一制和国家主权的片面意识,因而未能在国家统一的大条件下充分否认地方的多元化利益,更未能提出一套有效解... |